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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文回顾国企改革的40年 《国资报告》封面策划

发表于:2019-02-14 00:15:48

一文回顾国企改革的40年 《国资报告》封面策划

一文回顾国企改革的40年 《国资报告》封面策划

《国资报告》2018年12月刊

回首40年改革路,我们应该记取什么重要节点?应该总结什么经验教训?

40年沧桑巨变,得益于党的正确领导。40年风雨兼程,归功于持续不懈的市场化改革。40年上下求索,离不开国有企业家的重要贡献。回首向来,筚路蓝缕。展望前路,风雨无阻。

2018年初开始,《国资报告》推出国有企业家系列报道,分期刊发多位企业家的改革史创业史。第12期杂志更是集中推出“1篇综述+9篇企业家报道”,组成了本次特别策划。今天推送万字综述文,值得你收藏~文章认为:国资国企领域庆祝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方式,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改革的勇气和智慧,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。

回首改革路 整装再出发

文 · 记者 刘青山 《国资报告》杂志2018年第12期 微信公号ID:guozibaogao

1978年,我国共有国有和集体企企业户数200万家,职工人数1.1亿人,全国国有资产总额4488亿元,工业总产值4231亿元,利税总和不足千亿元。这几乎是当时国民经济的全部家底。

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,国营企业生产听指令,销售有指标,企业是车间,权力集中在各级政府手中。

没有人会想到,到了这一年年底,变化悄然出现。

1978年12月18日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,提出“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,调整国家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”。这正式拉开了国企深化改革、加快发展的大幕。

四十年风云激荡,国企改革一往无前。

2017年,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80万亿元,较1978年增长400倍;营业总收入52万亿元,增长122倍;利润总额近2.9万亿元,增长超过50倍。

规模实力之外,国企的创新能力、市场活力、国际竞争力均有翻天覆地变化。

变化的原因很多,但最根本的,是国有企业坚持体制机制改革不动摇,不断地与市场经济相融合,调动了利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,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国有企业家,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。

以史为鉴,指引未来。

国资国企领域庆祝改革开放40年最好的方式,就是从历史中汲取改革的勇气和智慧,把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。

人生转折点

1974年,18岁的王会生高中毕业就下乡了,从不辨稻麦到精通农活,他成了合格的社员,被推举为民兵营长。

与王会生同龄的宋志平,此时也在下乡。没干过农活的他,成为了生产队长,在五个老农组成的智囊团帮助下,把队里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刘起涛也在下乡。略长几岁的傅成玉正在油田钻井队捞沙子。

57岁的袁庚,刚刚从监狱释放出家,尚未恢复工作。

58岁的荣毅仁食指被打断,忙着在全国工商联机关运煤、扫厕所。

37岁的王选,十多年前生了一场大病。他一边养病,一边在家帮同事处理一个计算机方面的技术难题。

站在三天铲不到头的地垄沟里,王会生看不到尽头,更看不到希望。“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睡个好觉吃顿米饭。”这大概也是当时大多数人共同的想法。

时势造英雄。假如没有恢复高考和改革开放,这些人此生都将籍籍无名。

英雄善用势。假如没有这样一大批优秀人才投身其中,稍后即将开始的国企改革或许将缺少浓墨重彩的几笔。

1977年,王会生参加了黑龙江组织的高考,在经历两轮“淘汰赛”之后,考进了东北电力学院电力工程系发电厂及电力系统专业。

1978年2月召开的五届政协会议上,邓小平被选为全国政协主席,荣毅仁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。

此时的王选,已开始负责“748工程”中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总体设计和研制工作。

正在河北大学化学专业就读的宋志平喜欢文学,“想过毕业了当教师、作家,就是没想过当企业家。”

考入大连理工大学的刘起涛,致力于成为一位工程师,“希望穿越大江大河,改造自然,做一个有价值的人。”他没想到,后来他会以企业家的身份重新定义中国基建。

天南海北、长幼有别的这些人,将被命运推到同一条人生轨道上。

“请给我们松绑”

1978年6月,61岁的袁庚受交通部委派赴香港调查后,起草了一份《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》报告。同年10月,他被任命为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,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,并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。

1978年12月18日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当天,交通部和广东省批准了袁庚的构想。

25天后,中央领导用红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,把2.14平方公里的蛇口工业区交给了袁庚。

一文回顾国企改革的40年 《国资报告》封面策划

开山填海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蛇口

在很长时间内,这块毗邻香港的热土吸引着全国人民的目光。在这里,响起了改革开放的第一炮;第一次因为四分钱奖金惊动了中南海;这里出现了“时间就是金钱、效率就是生命”的口号;这里诞生了招商银行、中集集团、平安保险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企业。

不过,蛇口开工为人所瞩目,更多是因其象征意义。如果仅从工程量和投资额来比,远比不过上海的一项工程。

1978年底,宝钢工程在上海北郊正式开工。这个计划从日本引进成套设备,总投资额达到300亿元的项目,被称为“现代化”的象征,但其建设进度与蛇口工业区的改革探索一样不顺畅。

直到1983年,时任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的黎明到任,才把宝钢建设工作带入正轨,并开创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宝钢发展之路。

稍晚一些的另一个重大工程在广东。

中外合资的大亚湾核电站于1982年12月13日获批。王全国辞去湖北省委常务副书记的职务,主持这一当时我国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。中国后来居上的核电产业正式由此起航。

在工地之外,改变也已出现。

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曾举例说,计划经济时代,沈阳有两座厂相邻,一家生产铜,一家生产变压器。变压器厂需要铜,但却不能从隔壁拿,要向一机部打报告。同样的,冶炼厂的铜去向何处,要由冶金部说了算。“一进一出,不仅耽误的时间长,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。”

国企改革的第一个阶段,就是国有企业家逐步拿回了一些自主权。